编者按：基辛格咨询公司于纽约时间11月29日晚发布声明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1969年至1977年在白宫工作，其后数次担任白宫顾问，曾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

1971年，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历史性贡献。1973年，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与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获得福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2016年5月，获得美国国防部卓越公共服务奖章。

基辛格一生传奇，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重大，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也为中美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然而，美国犹太裔领袖、基辛格一家的老友纳胡姆·戈尔德曼却曾经这样评价他，“如果他的聪明才智少10%，如果他的诚实能多加10%，他将是个伟人。”在《基辛格传》中，立传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呈现出了一个既富有魅力，又极具迷惑力，既懂得恭维又常常口是心非的政客形象，基辛格在他的笔下也更加真实、鲜活、神秘莫测了起来。

第34章《基辛格的政治遗产：政策与个性》

由于不喜欢梅特涅踌躇满志和僵硬的保守主义，人们往往连他的成就这个现实也一并否认了。

——基辛格《重建的世界》，1957年

拿破仑一度说梅特涅把政策与阴谋混为一谈。论政策和阴谋，基辛格都是高手，同梅特涅一样，他的政策反映了他复杂的个性。

基辛格最大的特点——他的个性和政策的铺垫——就是他的才智，连批评他最猛烈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无论是随意对话还是正式会议，他都能把各方的细微差异和意见归纳整理，让讨论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正如周恩来1971年在北京与他第一次会面，探讨了世界平衡问题后所说：“基辛格博士，你太有才了。”

而他的才华的核心就是他能看到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并把所观察到的规律现象予以概念化。就像蜘蛛网上的蜘蛛，他能感觉，有时过于敏锐地感觉到，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的一个行动会在别处引起什么反响，在一个地区使用权力会如何波及其他地区。

在探究概念时，他在学术上是诚实的，连那些认为他为人狡谲的人也对此颇感吃惊。他喜欢与持不同哲学观点的才思敏捷的人一起，不断挑战他们的想法，也愿意接受他们的挑战。

批评他的人说基辛格的才华显示他主要是战术家而非战略家。换言之，他长于策划完成任务必需的步骤，而缺乏制定宏图伟略的眼光。莱斯利·盖尔布在1976年曾写道，基辛格并不是俾斯麦，而是“国际外交界的剑侠唐璜，风流倜傥，各处留情，最终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其实，基辛格既是战略家，也是战术家。他心思的强项在于他有能力在不同水平——从宏大到微小——运作。他的文章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隽语箴言，也有对小事件的精细勾勒；在日常工作中，他既担心席卷一切的历史力量，也在意官场中微不足道的怠慢；他胸中既有宏伟的地缘战略规划——针对中东、缓和、苏联-中国-美国的三角关系——也怀揣着希冀能牛刀小试的无数细微战术谈判杠杆。

基辛格欧洲式的国际事务哲学——面向权力的现实主义或现实政治——可溯源于他的成长背景。由于他生于魏玛共和国，是纳粹狂热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对稳定和秩序的渴望已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在他成长的环境中，不易培养信赖，也看不到善有善报，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对人性持悲观看法，而这正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前提。他有“儿时惨遭不幸的人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忧思抑郁”，他哈佛的老同事斯坦利·霍夫曼说。斯宾格勒的幽灵一直伴随着他。

他变得凡事猜忌，倾向于操弄人们的对立情绪，而不以人们的善良面为切入点。诚如他1945年在叙述集中营生还者的信中所说：“他们看到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谁还能责怪他们多疑呢？”于是，他开始相信决定世界秩序的是权力而不是正义，为自己眼中的道德正义而奋战的国家比根据自身利益行事的国家更危险。他从犹太人大屠杀里吸取的教训之一，正如他在战争刚结束的信中所说，有时候“只有撒谎才能保命”，“软弱是死亡的同义词”。

1972年峰会召开前，基辛格访问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带着他观看大厅里摆放的擦得锃亮光鲜、被小心翼翼盖着的瓮。勃列日涅夫说，要在尼克松抵达前才会取下那块布，保证它们纤尘不染。基辛格后来说，这显示苏联人的灵魂一直为深度不安全感所困扰。“不过，可别忘了，”他补充道，“不安全感会导致夸夸其谈和自以为是。”

基辛格应该也会承认，他自己的灵魂也一直为不安全感所困扰，他也有众人熟知的自大的毛病，也许这是儿时感觉到自己比周围的人都聪明但又不得发挥的后遗症。在知识层面他很有把握：对观念的碰撞他乐在其中，也欢迎别人对他的理论提出坦率挑战。他对他人的怠慢极为敏感，近乎到有疑心病的地步；而与同事相处时往往遮遮掩掩，后来更因偶然与理查德·尼克松搭档，而更趋严重。

他凡事喜欢保密，甚至不讲实话，部分也是他这个人缺乏安全感、比较紧张的反映，但也与他奉行的政策有关。基于道德理想或国际法的外交行为容易公开宣讲，然而牵涉模糊妥协和权力花招儿的现实主义路线难免需要隐藏和欺骗，因为如果公开宣讲势必引发民众挞伐。由于基辛格内心认为他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冷静计算不会得到民众或国会的支持，于是他的外交政策特点是隐蔽和出其不意。“如果他的聪明才智少10%，如果他的诚实能多加10%，他将是个伟人。”美国犹太裔领袖、基辛格一家的老友纳胡姆·戈尔德曼曾如是说。

当然，基辛格喜欢保密也和尼克松的性格与愿望有关。基辛格反映——并加强了——提拔他的总统的阴暗面。两人都对戏剧性的震撼之举——如宣布对中国开放——有偏好；两人都渴望掌控一切，独享荣耀，不喜欢责任分摊；两人基本上都心存疑虑，特别信不过官僚体系。所以，他们喜欢搞暗箱操作，特别担心泄密。

基辛格总是想让他的同事置身事外，部分是受虚荣心驱使，但多数时候他的虚荣心也有事实依据。基辛格相信——其实有一定的道理——为了建立细微联系并调试微妙平衡，他必须通过背后渠道运作，以严格把控政策的各个方面。此外，他觉得如果把国务院蒙在鼓里，他能更好地谈判对中国的开放；如果不让阮文绍了解情况，他可以更容易就南越达成协议；如果绕过杰拉尔德·史密斯和他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专家，他就能和苏联敲定一个军控协议。

在这些和无数其他个案中，基辛格的确取得了一些非凡成就，但同时他也埋下了破坏性的怨恨情绪。他偷偷摸摸的工作风格短期内或许有令人称羡的成功，却更加重了围绕尼克松的猜疑气氛，损害了官僚对总统的支持，最后导致对总统政策的诘难没有必要的反弹。

基辛格个人缺乏安全感和知识上的唯我独尊还有一个反映——他迫切想说服对手，并深信自己做得到。他有舞蛇者那样高超的迷人本领，而且并不挑拣迷惑对象。他知道如何满足虚荣心，如何给人戴高帽子，如何引发对手间的争斗，如何对彼此的朋友在背后说长道短。

最奇怪的是他渴望争取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从巴里·戈德华特到富布赖特，从诺曼·梅勒到威廉·巴克利，从霍尔德曼到莫顿·霍尔珀林。“一个人竟然想让人人为他所倾倒，说明此人的虚荣心和不安全感到了何种程度。”亲眼见到基辛格积年累月地在她丈夫约瑟夫身上下功夫的波莉·克拉夫特说。

用亚瑟·施莱辛格的话说，这个特点反映的是“一个难民的心灵”。戴安·索耶也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需要讨好人的心态”。一个更简单一点的解释是，基辛格这样做的理由与其他人别无二致，虽然程度或者不同：就是渴望别人喜欢自己，肯定自己。他天生脸皮薄，进入政府工作后特别感觉被包围、不安全。在他那看似忧伤的面庞上的双眼却流露出亟待被认可的神情。

而基辛格的功夫通常还挺灵验，因为他的确有吸引力、聪明、诙谐。但也不免有负面影响，就因为他想诱惑的人太多，免不了赢得两面派的名声。“亨利对曲里拐弯这一套似乎乐在其中，”詹姆斯·施莱辛格说，“别人撒谎时显得不好意思，亨利却很从容，就像摆芭蕾的阿拉贝斯克舞姿一般。”

基辛格曾跟埃夫里尔·哈里曼说，如果哈里曼不再攻击尼克松，或许政府会请他发挥一点作用。在一旁听到这段对话的莫顿·霍尔珀林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个可能性。“亨利的答复是他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霍尔珀林回忆道，“在决定要不要说什么话时，真实与否并不在考虑之列。”

基辛格的魅力和迷惑力、恭维和口是心非，都是他外交的一部分。就以中东为例，美国的政策围绕着一个进程，即一步步的穿梭外交，而穿梭外交又围绕着基辛格的个性。在以色列和埃及，甚至在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基辛格都能凭借他的谄媚功夫，假装与他们是一伙儿的，言谈间中伤他们的对手，骗得这些国家领导人团团转。

1974年在萨尔茨堡一次情绪激动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担心可能因为窃听事件曝光而辞职，基辛格显得异常伤感。他说，有人说他对稳定均势比对道德问题更关心。“我宁可希望，”他补充道，“当盖棺论定时，人们会记得或许有些性命得到了拯救，有些母亲因此放下了悬着的心。不过，一切留待历史论断吧。”要下这个历史论断并非易事。基辛格设计的和平结构让他与亨利·史汀生、乔治·马歇尔和迪安·艾奇逊并列为现代美国政治先贤。此外，他还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谈判专家，与乔治·凯南一起同为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思想家。

但基辛格对美国价值和道德原则——如史汀生永远更重视诚信而不是阴谋，重视理想主义而不是国家利益——一直没有本能感受。他也不理解，美国政治的健康喧闹、民主社会的开放性决策正体现了美国的强项。“亨利是个均势思想家，”他最亲密的同事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说，“他对稳定深信不疑。这种目标是美国经验的对立面。美国人往往想追求一套道德原则。亨利对美国政治体系没有内在的感觉，他的基本价值和假设的起点也不同。”

基辛格掌权时正值收容他的国家外交政策处于危险的时刻，由于考虑欠周而卷入南越，美国正出现孤立主义的反弹；国会和老百姓对花钱买新武器，或在第三世界与自己关系不大的地区与苏联进行对抗都没有兴趣。

基辛格给我们迎来了缓和时代，从而确保与苏联的竞争将在可控范围内，摊牌也不那么危险了。通过联系网的设计，他让美国有了一些外交手段，以弥补军事决心的欠缺。20年后回看当时，他大可以说：“或许我们在美国濒临基本瓦解时保全美国肌体完整方面，确实功不可没。”他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倡议很有见识和想象力，有些则略显粗暴、鲁莽，有些很聪明，有些又聪明过头。作为唯一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欧式现实主义者，一位不受充斥美国历史的情感理想主义束缚的掌权人，他有时似乎完全无视道德规则。但他头脑清晰，一步步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平衡，保住了美国在越战后的影响力，最终也对冷战的结束做出了贡献。

虽然每次出现区域危机，他总能看到背后或有或无的莫斯科授意的威胁，但基辛格抵制当时试图放弃与苏联竞争的鸽派、孤立主义力量还是对的，他抵制鹰派和新保守主义意欲放弃与苏联合作的压力也是对的。如凯南在20世纪40年代所说——基辛格在70年代重申过——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只有靠扩大他们的帝国或援引外国威胁，才能支撑起其体系。如果没有这些机会，苏联体系最终将土崩瓦解，果不其然。

因此，就出现了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根本改变：从1945年波茨坦会议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合作及竞争可以是大国平衡战略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相当于梅特涅一级的犀利现实主义胜利。

这个新框架包含了一项对美国力量有限的新认知，但仍相信美国在抵制苏联影响的扩散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反苏情绪不像批评他的保守派那么炽烈，愿意干预的程度又超出了大多自由派能忍受的极限，这就是基辛格在越战后给美国的定位，确定钟摆不会来回剧烈晃动。

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被奉行了20年：与莫斯科既遏制又合作，让苏联体系的内在矛盾释放出来；中东步步为营的做法使美国在该地区一直扮演主要角色；现实对待中国所产生的全球平衡较之前更稳定，同时也给了华盛顿更多的回旋余地。当冷战结束时，这一剂现实主义之药也帮助美国在基于多元权力中心及平衡的新全球环境中继续运作。

但基辛格以权力为导向的现实主义和对国家利益的聚焦后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它对道德作用的过分忽略。对柬埔寨先是秘密轰炸继而入侵，对河内的圣诞轰炸，破坏智利的稳定，这一切再加上其他的粗暴行径，所展现的是一种对美国人自认的外交政策历史根基——尊重人权、国际法、民主及其他理想价值——的漠视。基辛格作为政治人物所遭遇的挫折，作为一个人所引起的对抗情绪，都是因为在许多人眼中，他的地缘政治计算完全忽视了道德。

基辛格的做法导致了对缓和的反弹；民间情绪又从卡特的道德主义到罗纳德·里根的意识形态狂热来回摇摆。结果，与梅特涅并无二致，基辛格给我们留下的是一时的光辉，而不是牢靠的基础，不是用砖块不加稻草砌成的精湛结构。

对基辛格而言，强调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即便执行时看似冷酷无情——并不代表拒绝道德价值。相反，他认为这是追求稳定世界秩序的最佳途径，他认为这才是至高道德责任，特别是在核时代。

他在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巴黎聚会上曾试图解释现实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一次闭门会议中，有人攻击他以权力为导向的、不考虑道德准则的做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根廷的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韦尔指斥他搞“种族清洗和集体谋杀”。基辛格开始谈到他的童年，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基辛格说，他有十几位亲人死于犹太人大屠杀，所以他对种族清洗的性质略知一二。对人权斗士和反战人士而言，坚持世界必须完美不难。但与现实打交道的决策者只能设法做到可能的最好，而不是想象的最好。若能禁止军事力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这将何其美好，但他在孩提时代就学到我们的世界并不完美。真正要为和平负责的人不同于旁观者，他们不能冒纯理想主义的风险。他们必须有处理模糊情况和妥协让步的勇气，才能实现只能通过不完美的每一小步达成的更大目标。没有任何一方拥有道德的专利权。

基辛格认为美国精神中的理想主义层面是在一个紊乱的世界中维持政策的软肋。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其实它也是美国的强项。基辛格和其他人在70年代建立的新全球平衡——保全了后越南时代的美国影响力的新全球平衡。但美国在冷战中得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它赢得了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的比拼，而是美国体系反映的价值——包括其外交政策因依赖人民的理想而得力——最终证明更具有吸引力。

本文转载自 澎湃新闻网镜相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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